云上大冶报道（记者 石程曦 乔绮曼）大冶，因其丰富的铁矿、煤矿等战略资源，成为中日双方在整个战争期间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大冶地区经历了从武汉保卫战、江南抗日的前沿“桥头堡”，到新四军挺进大冶，成立鄂皖湘赣指挥部，根据地的战略角色转变不仅是军事地理位置的调整，更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力量的韧性、智慧与人民战争的伟力。其抗战历史是武汉会战的组成部分，也是鄂东南敌后抗战的缩影，充满了英勇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

新四军鄂皖湘赣指挥部旧址

1、沦陷与拉锯阶段（1938年秋-1939年）

大冶是武汉的重要门户之一。为了保卫这一战略要地，国共两党在这里投以重兵把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拖延、阻滞日军进攻。

在大冶城南山区地带有共产党的两支抗日游击队和由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武装。大冶党组织努力创造条件，抓住机遇，积极动员青壮年工农群众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组织地方抗日武装。

1938年7月13日，日军3架飞机首次轰炸大冶县城、黄石港地区。之后数月，日军轰炸大冶地区多达75次，投弹369枚，死伤居民400余人，炸毁房屋300余栋。

日军来犯

1938年7月，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队第一纵队成立，由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彭济时兼任纵队司令员，活跃于大冶县城南山区，袭扰日军。8月，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队第二纵队成立，郑世顺任司令员，彭方正任政委。

1938年9月26日，数十架日机轮番投弹扫射，大量重型炸弹、燃烧弹和机枪子弹，如暴雨般倾泻，炸得大冶县城墙倒屋塌，血肉横飞，连地皮都揭去了三尺深，最大的弹坑坑面达100多平方米，大火焚烧长达40个小时，居民死伤甚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300多人，几乎全部被炸死。

2、1938年10月：大冶全线沦陷

10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开始向大冶地区进犯。一路溯江西上攻击道士袱、石灰窑和黄石港；一路经小箕铺、大箕铺直逼大冶县城；一路由三溪口、刘仁八至金牛，企图从南面完成对武汉的包围。

10月1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道士袱登陆。守军一连被日军包围在云雾洞旁。驻守官兵奋勇抵抗，打死日军数百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紧缩包围圈所迫，他们宁死不屈，大喊“不当俘虏！”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无底的云雾洞中。

10月20日，日军占领已被炸成一片焦土的大冶县城。日本内阁正式非法决定将大冶铁矿委托给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经营，以掠夺大冶铁矿的矿石为主，兼采鄂城的西山、雷山之铁矿石。

10月21日，日军第九师团从阳新三溪口向大冶花犹树进犯，郑世顺带领游击队在南山头至七里冲一线伏击日军，摧毁坦克多辆，打死打伤日军200余人。

日军侵占大冶后，为了加强对大冶的统治，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常驻大量兵力。他们在大冶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扶植日伪政权，疯狂掠夺矿产资源，推行奴化教育，犯下滔天罪行。其手段之残暴，难以言状，其范围之广，殃及城乡。日本侵略者满身沾染着大冶人民的血迹，大冶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侵略者的暴行。

1938年11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在项家山遭反动武装袭击，刘青、林平、郭亮等十多人牺牲。项家山惨案使鄂南地区党的抗日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日军大兵压境和顽固势力的残酷迫害所吓倒。在中共鄂南特委的领导下，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党的抗日武装、收集日军情报、开展抗日运动，组织工人、农民参军参战，奔赴抗日前线。

1939年1月5日，游击队司令员郑世顺在谈判中被土匪杀害。抗日力量损失一位重要领导人。

大冶铁矿沦陷

3、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和发展（1939年——1942年）

大冶位于长江南岸，是江南抗日的“桥头堡”，是实现中共中央联结皖湘赣边抗日根据地、从南线包围大武汉日军战略构想的前沿阵地，新四军十四旅挺进鄂南必驻于此。新四军十四旅渡江后，先后帮助当地党组织创建了以大冶为中心的阳(新)大(冶)、鄂(城)大(冶)、大(冶)鄂(城)三块边区抗日根据地，屡挫日伪，不断壮大抗日力量，使大冶地区的抗日形势由防御逐渐转向进攻。

1940年6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原属湘鄂赣边特委领导的鄂南党组织，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从此，包括大冶地区在内的整个鄂南地区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5月，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党委根据中央开辟鄂南的指示，命令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主力从鄂东跨越长江天堑，打击了土匪刘尔顺部，袭击了港下雷，沿途摧垮了敌特机关，使敌伪震惊、人民振奋。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很快控制了铁山、下陆、黄石港一线。后移师谈家桥。

1942年7月下旬，十四旅主力进入大冶，打开了新的军事局面。继大冶军事局面打开之后，东西两路部队发扬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广泛展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群众团体，执行财政经济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奖励生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初步打开了大冶乃至整个鄂南的抗日局面。

7月27日，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主力挺进鄂南，打开军事局面后，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党委决定建立鄂皖湘赣指挥部(又称鄂皖兵团或江南兵团指挥部)和指挥部党委。

1942年8月2日，谈傅刘战役打响，这次战役，由于新四军集中了优势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南北两路军紧密配合，取得辉煌的战果，消灭田部2000余人，歼灭廖部两个支队，俘敌五六百人，缴获战马10多匹，机枪数十挺，步枪600多支，弹药一批。此次战役，我军大获全胜，这是大冶地区沦陷后，第一次较大规模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这次战斗为巩固鄂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鄂皖湘赣指挥部在谈家桥一带驻足更稳，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从此，谈家桥成为鄂南抗日斗争的领导和指挥中心，被载入新四军军史。

1942年8月中旬，指挥部党委决定在沿江地区成立中共鄂南工作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鄂南政务工作团(后改为政务委员会)，主席吴师筑。下辖阳(新)大(冶)、鄂(城)大(冶)、大(冶)鄂(城)等5个政务委员会。不少开明绅士，拥护抗日政权，团结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旗帜下，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到1942年底，鄂南党员发展到2000余人，各县地方武装也有较大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

1942年10月，纪家祠堂歼灭战。正当大冶地区抗日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之时，盘踞在金牛一带的日伪军，为巩固其据点，集中800余兵力向鄂皖湘赣指挥部所在地谈家桥发起攻击，企图将五师部队挤出鄂南，在谈家桥与金牛之间的纪家祠堂设置据点，长期盘踞。为打破敌人的阴谋，指挥部党委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打一场歼灭战。11月初，当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压向纪家祠堂，立足未稳之时，鄂皖湘赣指挥部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日伪军顿时惊慌失措。经过半天的激战，伪军一个营被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伤亡惨重，余部向金牛方向溃逃。这是大冶地区沦陷后，第一次较大规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次歼灭战，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鄂皖湘赣指挥部在谈家桥一带驻足更稳，使谈家桥成了鄂南抗日斗争的领导和指挥中心。这次战斗充分说明日军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大冶人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士气大增，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更加牢固。

同期，大鄂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大鄂政务委员会以谈家桥为中心，辖茗山、谈桥、杨桥、黄京南、洪滨桥、姜桥、栖儒桥、龙角山等十多个乡。政务委员会下设民、财、建、教四科，积极行使政府职权，开展巩固和建设大鄂根据地的工作。

大鄂政务委员会还组织了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他们在抗日斗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2年秋，根据“三三制”，即共产党干部、爱国民主人士、群众代表各三分之一的原则，达成了组建阳大政务委员会的协议。“三三制”的阳大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阳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党派、各阶层人民更加团结，根据地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同期，由程金门组织起来的国民党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二十支队，接受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阳大根据地内部矛盾减少，抗日力量增强。同年10月，阳大根据地党政军组织，再一次同程金门协商，同意将第二十支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团”。

为尊重程金门和照顾其利益，“人民自卫团”仍由程金门任团长，负责指挥、训练部队，同时，共产党方面也派人协助管理与训练。改编后的“人民自卫团”虽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使这支地方顽固力量逐渐转变到不与共产党新四军为敌的立场上来，减少了根据地内的敌对力量，增强了根据地的防御能力，对保卫和巩固根据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4、相持与敌后抗战阶段（1942年底-1944年）

1942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政务委员会主席桂平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除掉这股恶习难改的顽军，遂通知明帮国率部到王官山参加庆祝大会。阳大支队和新四军一部埋伏在王官山村周围。村里只留下一些布置会场和准备筵席的人员，当明帮国率部前来时，只见禾场上搭着会台，悬挂着“纪念苏联革命胜利”的横幅标语。当明部人员入席就餐时，桂平乘其不备，一枪将明击毙。枪声一响，埋伏于村子周围的部队一齐出动，迅速将顽军全部缴械。共缴获机枪4挺、手枪14支、步枪200余支、马枪10余支。

1942年12月初，鄂南兵团指挥部政委杨学诚向鄂豫边区党委建议将鄂东黄冈与鄂南合并成立四地委(长江地委)和四军分区。12月底，边区党委复电同意，任命夏农苔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熊作芳为军分区司令员。

1943年1月，大鄂根据地被国民党九战区的川军占领，大鄂工委和大鄂政务委员会迁到樊湖。鄂南工委将樊湖根据地的三山、柯家营等地划归大鄂，以后大鄂工委和政务委员会以三山、柯家营为立足点，建立了三山中心乡抗日民主政权，袁绍正任中心乡乡长，下辖五驾、樊洋、西四等乡政府。

大鄂政务委员会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真诚团结一切爱国人士，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顽固势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壮大了抗日力量。同时还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征粮纳税，补充部队给养，保证了抗日经费开支。

1943年6月，边区党委决定将四、五地委合并为四地委，下辖鄂皖、黄冈、鄂南3个中心县委。鄂南中心县委驻地谈家桥、樊湖一带，管辖原鄂南工委和咸崇蒲中心县委，书记先后由熊作芳、鲁明健、罗通担任。同时成立新四军鄂南指挥部，指挥长罗通，政委鲁明健。在鄂南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鄂大、大鄂、阳大等边区县、区、乡党、政、军及群团组织逐步建立和健全，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4年10月，三五九旅第一梯队4000余人，另有派赴新四军五师工作的两个随军南下干部大队900人，下辖6个游击大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分任支队司令、政委郭鹏、王恩茂分任副司令、副政委朱早观任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主任，于11月9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进入太岳区，后又由太岳再渡黄河越过陇海路，突破日寇的重重封锁和顽军的不断阻击，于1945年1月27日，在大悟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师。

战火中的大冶城关

5、开展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1945年）

1945年2月初，鄂豫皖区党委召开会议决定：派第四军分区第四〇、四一团配合南下支队，由长江地委代书记，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率领、副政委罗通组成先遣队，挺进湘鄂赣地区，并积极做好渡长江的准备工作。2月19日至23日，南下支队从黄冈与巴河和蕲春与田家镇同时分路顺利渡江。十四旅四〇、四一团随南下支队渡江，攻克了谈桥、三溪口、大田畈。

1945年4月，为了狠狠地打击顽敌成渠的反动气焰，张体学等率领江南独立第二旅(由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改称)四团、五团首先攻克了杨林桥、毛铺等敌伪据点，接着又对成渠部发起进攻。

1945年6月，在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五师十四旅的共同努力下，湘鄂赣边区有了很大发展，已成为南北300余里，东西500余里，拥有人口400余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5年7月，张体学率四〇团由江西返回谈桥，在九眼桥遭遇日寇和成渠等部伪军一万余人，激战一昼夜，歼敌13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重机枪5挺，迫击炮10门，手枪160多支，冲锋枪80余支，子弹10万余发。黄学义部第四团攻打保安日伪军歼敌百余名。

从1942年起的3年抗战中，鄂大先后组建了10余支武工队、8个连队，总计1000多人，都全部编入了五师主力部队。他们与敌、伪、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鄂大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3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捷报传到大冶，万民尽情狂欢。人人欢欣鼓舞，个个笑逐颜开，军民载歌载舞，处处燃放鞭炮，锣鼓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响彻云天！七年来的艰苦抗日斗争，最后以大冶人民的胜利和日寇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大冶抗战精神是大冶军民在血火淬炼中铸就的信仰丰碑，既彰显了中华民族共有的抗战精神内核，又烙印着“从桥头堡到指挥部”的地域斗争特色，成为激励当代人砥砺奋进的永恒火炬。

（资料来源：黄石市档案馆、黄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黄石融媒发布、大冶市档案馆。图片来源：大冶市档案馆、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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